当前，新型基建已经在舆论中处于突出位置，对于新型基建的议论风起。我们要正视这些舆论，看到新型基建的两面性，择其优者而选之，择其差者而避之，首先要看到其积极意义，再看到消极面。从近期来看，尽快降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回到正常状态轨道，给予总需求一个回弹力，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为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打下的一针强心剂；从长期来说，是未雨绸缪，为未来发展铺下一条路，释放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建设中具有新的使命和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新型基建投资，是防疫情稳增长的抓手，尽快降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拉动作用。疫情后，因为出口和消费恢复需要一段时间，一季度GDP增长态势势必出现非常明显波动。要推动经济回到正常状态轨道，一定要通过狠抓以新基建为代表的领域，进而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更要看到，虽疫情开始全世界蔓延，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外需增长有可能遇到更多困难。这样的背景下，更要依靠内需发力，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新型基建，有利于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交叉交融，是实现高水平发展的需要。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与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并不矛盾。新型基础设施除了满足智能技术开发和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智能化水平外，还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跟上并满足智能时代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

  新型基建，有利于高端要素投入，为推动我们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新动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可以拉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人才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的投入，为我国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提供需求载体，为我国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

  新型基建，有利于占领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奠定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新基础。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已完成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相应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经过由蒸汽机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内燃机和电力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世界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我国第一次作为原发性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站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的经济的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增强竞争力。

  新型基建，加快数字化的经济发展，有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确定进入或越过峰值，投资建设的边际收益已经趋于递减，以“铁公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短期内仍然能起到一定扩大内需作用，但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优化作用已经有限，同时还会带来一定的债务和金融风险。在全世界内，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的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为数字化的经济的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边际收益递增的新一轮增长，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都是非常显著的。

  当然，传统基建特别是对2008年开始的四万亿强力刺激，让我们国家的经济从次贷危机的低谷中明显复苏，实现了稳定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强。但这轮强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及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等副作用也很明显，从而导致了舆论对刺激政策态度的转向，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束缚了后来政策的手脚。乃至出现全民族的“投资刺激恐惧症”。我们有必要对“四万亿投资”做出客观评价，找出其成功和不足，尤其认识其光注重增长而忽视质量造成产能过剩、债务加剧的教训，并在当前政策推进中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加以改进。不能“一朝遭蛇咬，三年怕草绳”，因为这次新型投资是由新型消费带动的，不是单纯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启动的。

  过去两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持续下滑的现实也让慢慢的变多人认识到，没有稳投资、稳增长政策托底，我国各种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转型将成为一句空话。当前我国的政策选择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投资与怎样投资、怎样搞新型建设的问题，包括怎样优化政策，尽可能降低其副作用，并兼顾长期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著名国企政策研究专家)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