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呈现出各国共识逐渐明晰、合作规模迅速扩大、合作模式日益多样化等特点。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将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领域创造更多机遇，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参与方仍需解决工程建设项目规划、风险防控、宏观环境缺乏稳定性等问题。我国需要加强与亚洲国家交流合作，规范项目可行性分析，把握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提高项目风险管控能力。

  【作者简介】余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一体化与自由贸易区、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主要著作有《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福利效应与中国的参与战略》、《APEC经济技术合作进程与前景分析》（论文）、《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现实困境及中国的战略选择》（论文）等。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始至终坚持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基点，拓展亚洲国家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服务于构筑亚洲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大目标纲要》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作出了安排，即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推进基础设施相互连通；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深化公共卫生、数字化的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等领域人文合作。随着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逐步的提升，“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深化亚洲国家在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地区层面的交流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洲各国热情参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经济全球化转向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的新趋势下，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作为亚洲国家经济合作的基础，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促进作用。

  第一，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共识日益明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很多亚洲国家都将其作为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桥梁，积极将本国经济发展的策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并将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作为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例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越南的“两廊一圈”，蒙古国的“发展之路”等，都是参与方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过程中达成的政策共识。一方面，亚洲国家将基础设施建设视为各国相互连通的基石。“一带一路”现有合作主要基于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合作，在对外合作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以我国为例，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累计签署了200余份合作文件，已经建成的项目涉及道路桥梁、高铁、水电、风电、输气管道等多个领域，帮助相关亚洲国家提升了基础设施水平，有效带动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亚洲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建立了广泛的伙伴关系。在能源合作方面，依托“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亚洲国家建立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截至2023年5月底，该伙伴关系成员国数量已达到33个，搭建起了中国-阿盟等数个区域能源合作平台。在数字化的经济领域，亚洲国家积极推动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基础设施在新兴领域的转化应用。

  第二，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规模逐步扩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发展的新趋势向好，总体规模逐步扩大，相互连通程度不断的提高，标志性项目稳步推进。《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2021》指出，“一带一路”参与方所在地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合作的重要目的地，我国在“一带一路”参与方所在地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由2013年的715.7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414.6亿美元，年均增长10.2%，这显著扩大并深化了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规模与相互连通程度。同时，“一带一路”标志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例如，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已陆续开展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中俄原油管道项目、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等，且重点项目数量仍有增长潜力，这既能有效弥补东亚地区能源需求的缺口，也有助于中亚以及中东地区能源输出型国家拓宽海外市场和提升资源输送能力；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一带一路”沿线逐步实现中老铁路全线隧道贯通、中泰铁路一期线上工程合同达成一致、中巴经济走廊中首个大型轨道交通项目正式交付等阶段性成果，为后续亚洲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奠定了深厚基础。

  第三，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模式日益多样化。“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的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我国很多大型建筑类企业走出国门，将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先进的技术及创新的合作模式应用于国际工程建设项目实践。目前，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模式最重要的包含以下几种。一是“F＋EPC”模式。该模式是在原有EPC模式上进行拓展，即“融资＋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是指承包商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总承包。“F＋EPC”模式的优点是其将金融工具运用到国际工程建设当中，有利于结合国内外优质金融资源开拓新市场，挖掘更有潜力的项目。目前，我国在尼泊尔、孟加拉国、阿联酋等国家建设的大型水电站、石化项目都采用了该种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应用也存在一定风险，在融资过程中往往需要基于东道国的国家信用以及财政的担保，在东道国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不稳定时，有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的问题。二是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近些年来，PPP模式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PPP模式的核心思想在于将私人资金引入到政府建设的大型公共工程当中，不仅仅可以解决政府部门参与建设过程中效率不高、建设模式单一等问题，而且也能解决公司参与大型工程建设过程中资金不足、投资风险较大等问题。目前，PPP模式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用的主要案例有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格鲁吉亚卡杜里水电站、中缅密松水电站、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等，在选用PPP模式时，主要是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市场规模、法律制度等方面因素考量，根据不同基础设施项目的不同特征，在实际应用中又细分为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OM（运营-维护模式）、TOT（转让-运营-移交模式）、ROT（改建-运营-移交模式）等。三是DBB模式，即“设计-招标-建设”模式。相较于前两种模式，DBB模式属于传统项目管理模式，在国际工程中应用更广泛。该模式的优点是在国内项目建设中已经历较长的使用周期，各建筑公司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管理体系，并且在国际上有大量标准的合同文本可供参考；缺点在于使用DBB模式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需要遵循线性顺序进行设计、招标、施工全套工艺流程的管理，以此为技术基础往往会导致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管理成本较大。

  第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得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全力支持。2014年10月，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截至2022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成员国数量已扩展到103个，不仅包含“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发达国家，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自成立以来发挥了支撑亚洲基础设施开发投融资体系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填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缺口。根据2009年亚洲开发银行与亚行学院联合发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报告，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预计为8.28万亿美元，而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每年能提供的融资数量非常有限，国际资本往往会基于利益回报周期的考量而不愿将资金注入大型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中。亚投行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共同挖掘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潜力，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打破了这种融资困境。二是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方案与投资收益分析。亚投行为各参与国政府提供项目建设的投资可行性报告，并对项目融资进行具体规划，推动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例如，在阿塞拜疆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过程中，亚投行通过一系列分析该项目的战略价值以及长期的投资收益，作出了债务的长期规划，帮助阿塞拜疆政府作出了正确研判，降低了可能存在的债务风险。三是推动绿色金融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亚投行通过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通过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产品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外，同时，通过平台打造、项目建设等方式促进绿色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2021年11月19日，习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相互连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水平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更高的发展韧性和供给质量需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相结合，这将扩大基础设施的应用需求，逐步提升合作规模。更高的合作水平和投入效益要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聚焦于高科技领域及数字化的经济方向，这为基础设施合作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建设将逐步扩大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新冠疫情之后，供应链安全成为了各国着重关注的话题，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已经建成的交通网络，在疫情期间彰显了沿线国家的供应链韧性，使沿线各国能够及时获取防疫物资。当前，各国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期，亚欧大陆的交通线将继续承载范围更宽、领域更广的供应链合作，这就要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跨国甚至是跨区域的资源输送能力，包括继续完善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这将带来大型铁路、公路、桥梁等建设需求；建立能源合作运输的长效机制以保证供应链安全，将带来输油、输气管道等能源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等等。

  第二，“一带一路”产业链合作将赋能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应用场景扩展。产业链的延伸、转型和升级，大多需要依托广阔的区域和密切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产业链合作将为亚洲国家大型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2020年，东盟发布了涵盖交通、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19个优先项目清单，包括基京港口开发项目、老挝-越南电力互联项目以及东盟数字中心项目等。此外，“一带一路”产业链合作将推动亚洲国家合作园区的建设。产业链合作需要充分发挥产业的聚集效应，因此建立多国企业能够入驻的合作园区，就成为了产业链合作实际落地的重要举措。我国目前与亚洲国家建成的园区项目包括中新苏州工业园、中马和中印尼“两国双园”、中以常州创新园等。未来随着产业合作进一步深化，各国将投入更多资金用于产业园区、科技园区、自由贸易区等建设，也将进一步推动各国交通物流运输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第三，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亚洲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拓展新空间。面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将更多关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一是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亚洲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2017年5月，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支持、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等，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数字“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上日程。新型基础设施将政府、企业、消费者紧密结合，借助数字化网络实现信息共享，推动质量效益优化、产能转换、产业结构升级。截至2023年5月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累计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同时，还广泛建设5G基站、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等。未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国家的合作将顺应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趋势，大力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5G通信等领域挖掘合作潜力。二是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亚洲国家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基础设施领域。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应用，也是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创造的重要机遇。例如，在能源行业，风力发电的大型设备多分布于偏远地区，工程师团队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及故障修复难度大，而工业互联网结合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就可以帮助解决这样的难题，降低运营和维护成本；在建筑行业，智能建造技术也需要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与建造技术的深度融合，促使建造及施工过程实现数字化设计、机器人主导或辅助施工的工程建造方式。三是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亚洲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合作建设。在数字“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合作园区功能的转型升级将成为亚洲国家未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重要方向。未来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将要求亚洲国家加强在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园区建设，将产业园区定位于科技创新区域、海外研发中心型数字智慧园区等。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面临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的诸多难题，当涉及到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时，这些问题会被进一步放大。从十年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情况来看，目前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合作模式、合作领域、投资风险、宏观环境等方面。

  第一，项目的整体规划和管理有待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涉及多国多领域，需要协调各方资源，对于项目管理综合性以及前瞻性的要求较高。随着合作项目不断增多，一些规划方面的问题开始显现。一是项目布局及工程规划问题。项目布局不当将导致低层次无序建设、重复发展等问题。例如，在东南亚国家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主要集中于道路桥梁、房地产开发、低端制造业等，缺乏在价值链上层的深度合作；在非洲国家开展的合作项目则集中于资源开发，而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能会引起相应的环境问题。由于合作各方缺乏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前景以及所在地区情况的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沿线部分项目因为规划不足而进展缓慢，或是已经建成的项目没能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二是项目竞标的公平竞争问题。对于大型工程项目而言，选择合适的承包方和施工方，是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由于部分竞标企业无法及时获取投资地区的最新相关信息，项目竞标过程中的合理性与公允性无法得到保证，部分项目中标企业没有相应的能力承建对应规模的工程项目，出现因可行性分析不足而导致的项目后期管理不善等问题，或者未能充分与东道国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对接，可能出现与对方发展规划和政策冲突的问题而被迫停工。三是项目建设模式的选择问题。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PPP模式和DBB模式仍是市场选择的主流承建模式，但传统模式的局限性更凸显了在项目建设模式上进行转型升级的紧迫性。由于沿线部分国家的政治环境较为复杂，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较为突出，政府资本投入以及政策支持的稳定性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因此在选择PPP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而DBB模式的局限性则体现在工程各环节相对独立，由此导致项目工期较长，成本较高。

  第二，项目的合作领域有待拓展。目前“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大多集中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合作领域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比重过高。目前的合作偏向于“互助式”的合作，即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合作建设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及贸易往来，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过高，虽然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东道国的经济建设能力，但由于缺乏市场机制调节往往会出现内生动力不足以及项目生命周期较短等问题，尤其是现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行业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的时代，以一二产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亟需调整，因此未来“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行业选择需要顺应时代进行调整。二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尤显不足。2017年5月，为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数字丝绸之路”的概念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被提出。而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数字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在所有投资项目中的占比仍然偏低。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数字技术的发展程度较低，缺乏达成相应合作的能力。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金融等领域的融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金融合作是“一带一路”参与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重要支柱，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共建项目对于金融工具的运用尚不成熟，缺乏完善的金融保障机制。

  第三，项目投资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升。“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缺乏良好的资金管理机制，易引发债务问题。尤其是受新冠疫情的冲击，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因此，项目投资风险管控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沿线项目资金管理能力有待提升。近年来，我国陆续收到了来自巴基斯坦、厄瓜多尔、安哥拉、赞比亚等国的债务延期偿付申请，使得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方与投资方需要对合作项目的债务风险重新进行评估。二是项目管理人员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有待增强。项目管理人员对于合作项目施工过程中突发事件处理以及风险应急防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项目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源于项目管理人员缺乏项目管理经验及风险防控意识，综合管理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可能源于管理人员缺乏使用信息化项目管理工具的能力，使得预警以及处理风险事件的效率较低。因此，对外合作项目的施工企业要注重外派人员的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对于施工现场风险排查并及时处理的能力培养，尽可能配备信息化项目管理系统，利用网络监控、二维码、NAS（网络存储器）等方式，加强过程控制和节点可追溯性，降低风险出现的可能。三是项目参与主体责任落实有待加强。“一带一路”参与方出现问题的项目，起因大都在于参与主体的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于施工企业而言，未能在施工前充分考察东道国具体国情，作出合理的项目可行性报告，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无谓损失；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未能按照行业监管规定对施工和承包企业的资质进行审查，以及缺乏对施工现场的长效监管机制，这些都会导致项目建设质量降低，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增高。

  第四，应对宏观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亟待提升。近年来，在新冠疫情、大国博弈与地区冲突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面临的宏观环境不断呈现新变化和新特征。一是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正在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活动与产业链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这些国家的经济脆弱性愈加凸显。二是乌克兰危机持续，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冷战思维扩张，地缘政治经济紧张局势加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传统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三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强化，除开展中美双边竞争外，美国更是整合已有联盟体系，企图在各区域以意识形态分野组建所谓“联盟”。在这些宏观环境新形势的影响之下，“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面临更为严峻的风险与挑战。首先，投融资风险增大。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大宗商品进出口受限，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的全面复苏，“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缺口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和融资问题。其次，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乌克兰危机加大了全球与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博弈，可能引发能源问题政治化、军队干预政治、与地区冲突、宗教与民族冲突等一系列风险问题，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与安全风险不断增加，影响合作项目的施工工期甚至可能导致项目中止。最后，国际舆论风险显现。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加大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制衡与防范，甚至将涉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经济问题政治化，提出“债务陷阱”“经济掠夺论”“环境破坏论”等负面言论，增大了“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面临的国际舆论风险。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对这些风险挑战的能力有所不足，还仅仅局限于在传统工程视角下对有关宏观经济风险和投融资风险等的评估体制机制构建，未能建立涉及政治风险、安全风险、舆论风险等的复杂化、多元化、动态化的风险评估与风险防控体系，应对宏观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需要逐步提升。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服务于亚洲基础设施开发市场，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同时也符合亚洲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谋求区域深度融合的需求。要在未来继续推动高质量合作的达成，需要从加强与亚洲国家交流合作、规范项目可行性分析、把握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提高项目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出发，寻找合作的有效路径。

  第一，选择合作对象和合作领域时充分研判东道国实际国情。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融合多国家、多民族、多文化、多层次的全球性合作平台，各国拥有的资源以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因此在进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时需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实际国情，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在合作领域的选择上，需要结合东道国的具体需求慎重选择。对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经济能力建设需求较高的国家，宜选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对于处在发展转型期的国家，宜在技术层面突破瓶颈，提升自身产业链价值链地位，合作领域的选择可以偏向于数字基础设施及能力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合作建设等；对于将战略重心放在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国家，宜结合当地文化资源，合作开发文旅相关产业，同时共同完善交通设施网络，提升运输能力及运输效率。

  第二，合理规划工期及项目资源使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需要较长的工期以及较多的资源投入，这就需要项目管理方在施工前作出合理规划。一是要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在充分考虑东道国生产资料价格的基础上合理配备施工材料，在保证施工建设质量的基础上控制成本，避免因资源浪费而导致的资金不足等问题。二是要合理计划工期，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合理安排施工各阶段所需时间，保证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三是要根据项目特点选择合适的项目建设模式。在合作模式的选择上，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项目的经济属性、规模、技术难度、工期长短、内外部依赖性等因素。未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模式的选择应注重多元化，在传统EPC模式、PPP模式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于建设更高质量公共工程。

  第三，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产业链合作、数字化的经济合作融合发展。未来，产业链合作宜作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拓展方向，重点可以关注产业园区的合作建设与运营、产业链上游的资源供给、产业链技术合作等方向。此外，未来数字“一带一路”的建设将继续承载亚洲各国高质量经济合作的愿景。亚洲各国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可以将合作领域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更加偏向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化程度的提升；同时，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当中，提升建造效率以及全天候工程监管能力。

  第四，做好项目全流程的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工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要涉及招投标、项目施工方案拟定、进行施工、完工交付等步骤，每一个环节都深刻影响着项目的建设质量。要从项目本身出发增强风险管控能力。一是在招投标的过程中明确工程建设项目的要求，做到信息公开以及全流程公平公正的竞争，筛选真正适合特定项目的企业进行施工。二是在确定项目施工方案以及进行施工时，需要充分考虑施工的技术难度以及东道国社会情况，对于也许会出现的技术风险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全方位的衡量。三是在完工交付使用以后，需要定期对项目潜在风险进行排查，提高项目的使用寿命。四是强化项目管理人员风险防控意识及能力培养，具体包括强化行业规章制度以及建筑规范的学习，要求管理人员在施工前熟悉施工流程以及东道国相应的制度规范，不断提升项目管理人员对于信息化工具的使用能力，能够通过互联网实时动态监控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形成高效排查解决项目风险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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